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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庐山

一、庐山之悠久

“悠”有长、久之意,表示时间之漫长。如《礼记·中庸》:“高明配天,悠久無疆”、李商隐《上兵部相公启》:“扶持固在于神明,悠久必同于天地”等。庐山之“悠”的第一个方面正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。

关于庐山最早的传说与大禹治水有关。相传大禹治水之时,曾到过九江、彭蠡和庐山。现今庐山大汉阳峰上有禹王崖,据说就是因大禹登临而得名。司马迁在二十岁时曾游历南方诸多名山大川,考察山川形势,了解风土人情,搜集历史掌故,其中就特意到过庐山,并在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记载到:“余南登庐山,观禹疏九江”,以凭吊大禹的功绩。可见这一传说由来已久,并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可。

至于庐山名称的由来,亦十分悠久。从《史记·河渠书》的记载可以看到,至少在西汉时,庐山之名就已经确定。而关于庐山名称的来历,东晋名僧慧远在《庐山略记》中提到:“有匡续先生者,出自殷周之际。遁世隐时,潜居其下。或云:续受道于仙人,而适游其岩,遂托室岩岫,即岩成馆。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。”又因匡续姓匡,庐山亦名匡山、匡庐。匡续与庐山的关系,在汉武帝时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《豫章旧志》:“汉武帝南巡,睹山以为神灵,封俗为大明公。”匡续一名匡俗,汉武帝正是将其作为庐山的神灵予以祭祀。又据《汉书》记载,汉武帝让他的姐姐平阳公主与卫青合葬,“起冢象庐山云”,可见庐山这一“神仙之庐”,在当时的朝廷中已经有了颇高的地位。汉代与庐山有关的传说还有董奉的故事。据清毛德琦《庐山志》,东汉末年的董奉医术道法高明,晚年隐居庐山。他为人治病,分文不取,只要求重病者病愈之后种杏五株,轻病者病愈之后种杏一株,“如此数年,计得十余万株,郁然成林。”后世因此以杏林作为中医的代称。

庐山在三国以前的历史多属传闻,东晋、南朝以来,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心的南移,庐山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,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,无数文人名士来到这里游览、隐居、创作,共同构成了庐山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。较早来到庐山的名士首推“书圣”王羲之。王羲之于东晋成帝咸康初年出任江州刺史,在庐山金轮峰下的玉帘泉附近营建别墅,常常到庐山游览、养鹅、习字,并在这里留下了“鹅池”和“墨池”的遗迹。王羲之之后,名僧慧远隐居庐山东林寺,开白莲社,聚集了当时诸多名士,使庐山声名愈隆,使之成为南方的文化重镇。清蒋国祥《桑乔<庐山纪事>序》云:“晋远公南游,雅爱兹山深秀,驻锡其间,与同时十八高贤结莲社,修净土业,而庐山之名益著。”李明睿《庐山续志序》云:“晋慧远从雁门来,云此山类灵鹫峰,托迹东林,于时有宗炳、雷次宗、刘程之等号十八高贤,共真信之士,结白莲社。故晋代名山惟匡庐最著,以其有永、远、宗、雷及陶、谢诸公故也。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也曾多次造访庐山,并在庐山西南的石门涧筑有精舍。作为山水诗开创者的谢灵运留下了《入彭蠡湖口》、《登庐山绝顶望诸峤》等多首吟咏庐山的诗作,开启了游览并大规模描写庐山自然风光的先河。谢灵运以降,南朝著名诗人如鲍照、江淹、范云、刘孝绰、张正见等都留下了不少游览庐山的诗作。庐山日益成为文人名士游览的胜地以及山水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。唐代以来,许多著名诗人流连于此,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。如“诗仙”李白一生五次到过庐山,并曾在五老峰东侧的屏风叠隐居读书。他为庐山所作的诗歌有二十余首,其中不乏像《望庐山瀑布》、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这样家喻户晓的名作,并极力称赞庐山壮丽的景色:“予行天下,所游览山川甚富,俊伟诡特,鲜有能过之者,真天下之壮观也。”又如白居易在任江州司马期间亦曾在庐山隐居,并写有著名的《庐山草堂记》。白居易在庐山隐居两年,留下了七十余首诗作,是历代诗人题写庐山最多的,其中《大林寺桃花》等亦为传颂千古的名篇。白居易当年居住的草堂,观赏桃花的花径,用来养鱼、种荷的白家池都成为了他留给庐山的遗迹,供后人游览、缅怀。此外,如张九龄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钱起、韦应物等人亦留下了不少关于庐山的诗篇。白居易《为刘轲代书》中提到:“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,儒风绵绵,相继不绝。贞元初,有符载、杨衡辈隐焉,亦出为文人。今其读书属文,结草庐于岩谷间者,犹一二十人。”可见庐山自南朝以来人文之盛。此风延及两宋依然不衰,欧阳修、苏轼、陆游等也都曾先后登临庐山,游览赋诗,进一步丰富了庐山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宋代以来,庐山不仅是众多文人骚客游览吟咏的对象,同时也逐渐成为文化教育的重要中心,这主要得益于濂溪书院与白鹿洞书院的创立。前者是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晚年讲学之所,在其死后规模不断扩大,一直延续到清末,是我国南方的一座重要学府。后者原本是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之所,南唐时成为“庐山国学”,北宋初年改称白鹿洞书院,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,后来又经过了朱熹的大力经营,“遂为海内书院第一”,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明清以后,庐山在文化上的影响力相对有所衰落,但依然有唐寅、王阳明、李时珍、徐霞客等人在这里留下了文化的印记。庐山历史文化传统之悠久深厚由此可见,形成了庐山“悠久”的特点。

二、庐山之悠远

“悠”又有悠远之意,表示距离之遥远。如《晋书·凉武昭王传》:“江山悠隔,朝宗无阶”、苏武《别诗》其四:“山海隔中州,相去悠且长”等。庐山之“悠”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其自然环境之幽深清静,远隔尘世。

庐山环境之幽深清静在历代吟咏庐山的诗文中常常被反复提及。如慧远《庐山略记》:“高岩仄宇,峭壁万寻;幽岫穷崖,人兽两绝”、《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》:“将由悬濑险峻,人兽迹绝,径回曲阜,路阻难行,故罕经焉。……虽林壑幽邃,而开途竞进;虽乘危履石,并以所悦为安。既至,则援木寻葛,历险穷崖,猿臂相引,仅乃造极。“又如谢灵运《登庐山绝顶望诸峤》:“峦陇有合沓,往来无踪辙。昼夜蔽日月,冬夏共霜雪”,鲍照《登庐山》二首:“松磴上迷密,云窦下纵横。阴冰实夏结,炎树信冬荣”、“明发振云冠,升峤远栖趾。高岑隔半天。长崖断千里。氛雾承星辰,潭壑洞江汜。崭绝类虎牙,巑岏象熊耳。埋冰或百年,韬树必千祀”,钱起《望庐山》:“咫尺愁风雨,匡庐不可登”等。庐山在他们的笔下都体现出清幽深远、人迹罕至,与世隔绝的一面。白居易《大林寺桃花》: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更是将山中与“人间”相对比,表明庐山乃是与尘世悠隔的另一番景象。

正是由于庐山幽深清静、远隔尘世,讲究出世的佛教与道教都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,使之成为影响深远的宗教名山,也为庐山更增添了一番悠远之致。

在庐山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东晋名僧慧远。慧远年少时“博综六经,尤善庄老,性度弘伟,风鉴朗拔”,二十一岁时师从道安,出家为僧

,深受道安赏识,曾被道安赞为“使道流东国,其在远乎!”公元378年,由于战乱,身处襄阳的道安遣散弟子。慧远辞别老师后先来到荆州,后又继续南行,准备前往罗浮山。当慧远来到浔阳时,“见庐峰清静,足以息心,始住龙泉精舍。”也就是说正是庐山的幽深清静、远隔尘世吸引了慧远,让他在这里安居下来。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三十六年,“迹不入俗,影不出山”,一方面聚集徒众,宣扬佛法,翻译佛经,并以毕生精力倡导净土宗,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,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慧远不仅佛学理论造诣之精深,而且精通儒、释、道三家要旨,高谈博论、著论立说,在士林中亦享有极高声望。他在东林寺结白莲社,邀集诸多名士,弘扬佛法之余还讲授儒学,吟咏诗文,有“慧远风流天下闻”之说。当时名流权贵争相与慧远结交:晋安帝曾亲自致书慧远,卢循北上攻晋,也专门到东林寺拜访,掌握朝政的桓玄不满佛教,曾下令“沙汰”僧尼,还特别说明“唯庐山道德所居,不在搜简之例”,荆州刺史殷仲堪也曾专程入山看望慧远,并对其才学钦佩不已,著名诗人谢灵运亦“既见远公,肃然心服”。慧远精深的佛学造诣以及崇高的个人威望使其弘教业绩卓著以致“外国众僧,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,每至烧香礼拜,辄东向稽首,献心庐岳”。庐山也由此成为南方的一个佛教重镇,奠定了其佛教名山的地位。自此之后,庐山的高僧名寺层出不穷。唐宋时有三大名寺,四大丛林,大小佛寺数不胜数。明人张率游庐山见此情景,赋诗云:“庐山到处是浮图,若问凡家半个无。只为渊明曾好酒,至今有鸟号提壶”。慧远的高情远意及其栖居的东林寺则成为后人时常吟咏的对象,并往往能生发出远离俗世的悠远之意。如孟浩然《晚泊浔阳望庐山》:“挂席几千里,名山都未逢。泊舟浔阳郭,始见香炉峰。尝读远公传,永怀尘外踪。东林精舍近,日暮空闻钟”;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中提到:“香炉初上日,瀑布喷成虹。久欲追尚子,况兹怀远公”;钱起《望庐山》:“咫尺愁风雨,匡庐不可登。只疑云雾窟,犹有六朝僧”等。

庐山不仅是佛教名山,在道教历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,其关键人物就是大约与慧远同时的陆修静。陆修静是刘宋时期著名道士,对早期道教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他提出了一套整改天师道的措施,完善了道教的斋戒仪范理论,对道教经典进行了整理和分类,是道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他曾在庐山隐居七年,建有太虚观,后改名简寂观,在南宋毁于兵火之前,一直是道教十分重要的宫观,不仅出了很多高道,文人学士的吟咏也很多。如唐韦应物《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》、《寻简寂观瀑布》、顾况《望简寂观》、白居易《古简寂观》、张祜《简寂观》、苏辙《游庐山山阳七咏其三简寂观》等,大都突出了简寂观环境的清静悠远。而当年陆修静隐居庐山,也正是以此山之清静悠远,避尘世之喧嚣纷扰,正如沈璇《简寂观碑》:“三洞法师陆静修……置馆于庐山高岭。夫止烦曰简,远嚣在寂,即义表名,因心显号。”

庐山幽深清静的自然景致吸引了诸多超然尘外的名僧高道,而他们的高情远意又与这幽深清静的自然景致结合在一起,形成了庐山“悠远”的特征。

三、庐山之悠然

“悠”还有闲适、闲散之意,表示心境之自在。如杜甫《寄贾司马严使君》:“故人俱不利,谪宦两悠然”,张居正《送毛青城谪滇南》:“浮名看自薄,谪宦转悠然”等。庐山之“悠”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这里人们生活与心境的悠然自得。

庐山幽深清静的环境不仅吸引了佛道两家的诸多名僧高道,也吸引了诸多隐逸之士。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,过上一种清静自在的悠然生活。

在庐山的众多隐士中,最为著名,影响最大的当属陶渊明。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之职后,就隐居在庐山脚下,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闲适生活,并写下了如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归园田居》、《饮酒》、《读山海经》等一系列表现这种生活情趣的诗歌。《饮酒》其五中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一联正是表现这种生活情趣的经典名句,而这里的“南山”指的就是庐山。当时与陶渊明一起隐居庐山的还有周续之和刘遗民,他们三人常常相互往来,时人称之为“浔阳三隐”,在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,尤其是陶渊明在后世几乎成了隐士的象征。他们隐居的庐山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人栖居于此。

前引白居易《为刘轲代书》提到,自晋宋以来,隐居庐山读书者就络绎不绝。“浔阳三隐”之后,唐代的李白和白居易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他们虽然没有在庐山终老,但都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悠然闲适的生活。

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年,庐山在五老峰东侧的屏风叠隐居了半年左右。在这里他写下了《夏日山中》、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等诗: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”(夏日山中)、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,明朝有意抱琴来”(山中与幽人对酌)。李白在庐山隐居生活之悠然闲适由此可见。白居易在任江州司马期间,亦曾隐居庐山一年多。白居易素来仰慕陶渊明,他隐居庐山就是希望过着一种陶渊明式的闲居生活。在他隐居庐山期间所作的诗文中,也的确处处透露出这种悠然的情调。如《庐山草堂记》:“乐天既来为主,仰观山,俯听泉,傍睨竹树云石,自辰至酉,应接不暇。……司马岁秩满,出处行止,得以自遂,则必左手引妻子,右手抱琴书,终老于斯,以成就我平生之志。清泉白石,实闻此言!”《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》更加详尽地描绘他悠然的草堂生活:“香炉峰北面,遗爱寺西偏。白石何凿凿,清流亦潺潺。有松数十株,有竹千余竿。松张翠伞盖,竹倚青琅玕。其下无人居,悠哉多岁年。有时聚猿鸟,终日空风烟。时有沉冥子,姓白字乐天。平生无所好,见此心依然。架岩结茅宇,斫壑开茶园。何以洗我耳,屋头飞落泉。何以净我眼,砌下生白莲。左手携一壶,右手挈五弦。傲然意自足,箕踞于其间。兴酣仰天歌,歌中聊寄言。言我本野夫,误为世网牵。时来昔捧日,老去今归山。倦鸟得茂树,涸鱼返清源。舍此欲焉往,人间多险艰。”

庐山幽深清静的自然景致让人们远离尘嚣,心境悠然;隐士的悠然生活则成为了庐山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,两者共同形成了庐山“悠然”的特点。

综上可见,以“悠”的评庐山,最能体现庐山悠久、悠远、悠然的三个特征,是对庐山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内涵特点全面而准确的总结。


   来源: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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